ppip: 流浪的天空

1）我是在湘江边长大的，小时候还常在江里游泳。父亲说他过去经常因为干活太晚，没有了渡船，要脱下衣服举在头上泅渡过江。长大之后就再也没有去游过了，江水变脏，原来的浅滩也不复存在。但我确确实实是喝湘江水长到十八、九岁的。但我一直也不知道这是一条重金属污染很严重的河流——现在我知道了，湘江不但是重金属污染，而且被《财经》杂志称为：“湘江的重金属污染状况，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之前没有先例可循”。这里面镉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2）镉污染就是日本的公害病“痛痛病”，得了这种病的人，由于镉金属在体内富集，尤其是会损伤肾脏，并会造成身体内的钙流失，造成骨质疏松。严重的时候人就很容易骨折，甚至会出现打一个喷嚏全身多处骨折的情况。日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公害病出现高峰，第二次是二战之后一直到70年左右。从那往后，在受害公众的不断斗争下，政府出台了很多相关法令，受害者赔偿诉讼也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但一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这一批受害人与污染者之间的斗争也还在继续。

3）上面谈到这些，起因是最近的浏阳河湘和化工厂污染事件。一家冶炼民营企业，2003年引进，短短几年，污染已经不可收拾。新闻里面说，这个本来是在长沙市蓝田被关停的厂，又被作为“市长工程”引进到了这个地方；进来之后，打着冶炼硫酸锌的旗号，开始了铟和镉的冶炼；2007年环保局在接到投诉之后，将铟的冶炼设施强行拆除，但对于镉的冶炼设施却一直视而不见。到后来村民渐渐的都生病了，都出问题了，水也没法喝了，地也不敢种了，事情这才闹得天下皆知。现在的情况，几千村民还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政府的补助后面也要没有了，接下来要怎么办？

4）湖南是一个有色金属大省，衡阳水口山等老的冶炼地区，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重金属污染的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就逐渐恶化，到70年代，已经很严重了。2006年也出过一次大事，一条支流因为清淤搅动了底泥，造成湘江干流污染，影响到湘潭、长沙饮水安全——河流的污染，已经到了水底的污泥可以直接拿来冶炼的程度。湖南省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制定了一些行动计划，对老的工业区进行集中整治，实际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衡阳的水口山，就被报道整治很有成效。可惜东方不亮西方亮，旧债还没有还上，新的债务又背上了。

5）我现在在天津，做的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天津也有西堤头村这样的癌症村，我刚刚在《凤凰周刊》上了解到。前几天还去过类似的村子，穿过弯弯曲曲的小路，进到村边工厂，就是敞着大口的化工罐。我们笑称，这样的企业最好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悄悄干，谁都不知道最好。但是中国不会有没有人的地方。现在天津也正处在一个大规模工业化的高峰期和关键时期，虽然广州最近有很多报道，说天津要超过广州成为“第三城”，并为此很是紧张，我看还是有识之士说得好，广州和天津不是在一个发展层次上。天津，尤其是滨海新区，现在是“大项目”挂帅，恨不得所有的土地都用来摆放工业项目，大炼油、大乙烯、大飞机、大火箭，大项目的污染控制倒是会方便一些，但污染是少不了的。这是这一代滨海新区人要面对的命运。

6）“原来”我们讲到日本的公害病，都是类似《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本“公害”严重》这样的调调。所谓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云云，现在不也切实的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了吗？所谓“后发优势”，所谓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美好愿望。实际上，经济到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我们能做的，一个是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尽快将人均GDP提高到人均8000~10000美金这个线上面去，穿越高污染这个发展阶段；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穿越的路途上，随着事态的发展，不断的去建立和完善各种各样的制度，让各种环境成本充分的体现，让各种声音充分的表达，让各种利益得到协调。
　　日本在解决公害问题上，最后达到了社会、企业、政府的一个目标一致，通过环境诉讼、政府法律、社会团体等多种形式来实现环境的整体改善。但是目前在国内，如何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个，是民间的行动还比较的分散，缺乏一些有效的民间团体来代表下面的声音；第二个是对资本家阶层的惩罚机制没有形成，出了问题的企业往往是关闭了事；第三个就是政府兜底，政府什么事情都能兜着吗？工作能做的足够的细致吗？环境的损失，是应该全部由政府，间接的有全部纳税人来负担吗？
　　要提的疑问还很多，要破解的难题还很多，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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