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itiba的快速公交系统是最近在MING上读到的，作为一个环保人士还真是后知后觉。

　　Curitiba是巴西Parana州的首府，面积432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在2000年是158万，如果包括大城区，是272万人。

　　Curitiba在1943年请一个法国的设计师为自己做过城市设计，但是法国人走的是发展小机动车、大规模搞基础建设的那一套，后来发现政府财政上很难负担。之后由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Curitiba在1965年重新制定了一套规划，后来被称为Master Plan，在规划上，使得城市在道路沿线集中发展，这样在商业密度、道路效能方面都比较有益。这一套规划的规划师Jaime Lerner后来成为了Curitiba的市长，在任超过15年。为了持续推动城市规划，不被后来的政治家打乱，他建立了IPPUC（Curitiba城市规划研究院），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和实践运营的复合机构。这个机构相对独立，一方面根据城市的发展制定和改进规划，一方面推出实验运营方案测试规划效果，在公众的信任下，使得很多的好的方案能够快速的进入实践。

　　快速公交系统现在一般被称为BRT（Bus Rapid Transit），一般是指采用双车厢或者三车厢的大型公交车、采用专用道路或优先路权、快速上落客装置等设施组成的一套公众交通系统。去年MING上面还介绍厦门也采用了这样一套系统，但是厦门采用建设高架桥的方式来解决专用路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厦门整个城市的天际线和人文氛围。

　　Curitiba这套快速公交系统从1974年开始实施，后来经过好几代的进化。一开始的BUS一次能乘坐100人，1992才改进为两节的车厢，一次可以乘坐270人；一开始只有沿着城市南北轴向的一条线路，后来再有其他线路和城市环线；一开始是按照里程收费的，到了80年代线路增加之后开始整合为一个整体系统，建立单一票制，用短途票价补贴长途票价，因为住的比较远的往往是收入更低的人；一开始是作为公营性质存在，80年代随着单一票价实施开始引入私营企业，按照运营里程结算，事实证明整个系统是可以自负盈亏的；90年代开始引入类似地铁站台系统的进站系统，建立封闭的站台，进站时就付费，提高了上下车的速度。类似这样的改进可能还有许多。

　　BRT可以看作一个公共交通系统的廉价实现。有一组数据显示，建造这样一个系统，每公里的造价是300万美元，而一个有轨电车系统是800万到1200万美元，地铁系统的造价更是高达每公里5000万到1亿美元。

　　国内倒是有不少城市学习这样一套系统，但是能够做到位的很少。天津2004年前后做过一次，现在滨海新区又在弄，我却不知道哪一条线路是真的BRT。北京从2004年开始也引入了这样的系统，但是由于没有专用路权，也没有配合快速公交的红绿灯配合，快速公交和普通的车辆一样都被堵在路上，系统的效能完全发挥不出来。在高峰时为公众交通（可以衍生到普通公车及班车）建立专用路权的线路，是改善城市交通的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

　　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公交系统建设，很多是运动式的，比如天津滨海新区的公交系统，由于行政区域合并，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相互独立的区域被很多新的公交线路连接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官方媒体和群众也做了很多参与。希望公众和政府在后期能够持续的去改进这样一套系统，使其能发挥更大的效益。

参考：
* APEIS 关于 Curitiba 的案例学习
* IPPUC 官方站点关于公众交通发展的简介

　　大约两年以前我读过一篇关于甘地如何从事禁欲活动的文章，后来下载了《甘地自传》来读，第一次可能读了一半多，但是基本上没有印象了，大致记得甘地年轻的时候去国大党大会帮忙，看见国大党的代表们都随地大小便。最近开始重读。

　　甘地的家庭背景是很不错的，有一个大家庭，父亲原来是一个邦的邦主，虽然去世比较早（63岁），但也伴随甘地到了16岁。甘地是童婚，结婚的时间非常早。他的妻子并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是一个传统型的伴侣。甘地一直后悔没能够在教育妻子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甘地年轻的时候并不顺利。中学没能完成学业，辍学去了英国学法律。后来回国开展律师业务，又因为对法律不熟悉、没有胆量在公众面前发言而无法顺利开展业务。无法在公众面前发言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后来才逐渐的解决。

　　甘地身上可能有他们政治世家的基因，对于公众事务非常的热心，在与人交往方面总是得心应手（尤其是在不同种族之间的沟通），在学习语言方面有一定的天赋。他到达南非后，一面处理律师业务，一面开始收集和整理南非印度侨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开始利用自己的律师专业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权利。但是更多的还是从事一些公众工作，很多企业请他作为咨询律师，只是为了付给他维持生活的费用。甘地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影响力，一直到后来影响了整个印度的发展轨迹。

　　甘地是一个宗教人士，在个人信仰上是非常执着和敏感的。他很早就成为了素食者，后来发展到只吃水果和干果，并未经常的进行绝食，以至于后来绝食成为他的一个政治斗争的手段。他在饮食上做过很多的实验，比如他坚持不喝牛奶，到后来发展到不吃盐。他不亲近医药，主张土法治疗，并坚持这样对自己和家人进行治疗，有个儿子发烧40天也没有放弃。他这些尝试，很多是从自己信仰和精神的角度出发的，并不一定有任何理论的依据（比如不吃盐，他认为盐只是调味料，不是身体的必需品），但是他不断的开展实验，去找到能够使自己身体更健康、精神更坚韧的方法。

　　甘地确实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他在火车上读了一本朋友给他的书《给那后来的》，下车之后就决定尊重劳动，回归自然，于是很快就在附件买了一块农场，忽悠跟着自己的年轻人全部搬到农场去，开始手工劳动。倒是他自己，因为律师的业务回到城市，并不经常在农场里面生活。他所关注的东西，他总是经过反复的思考，“彻夜不眠”，然后就成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全力的去推动他人行动。他也确实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

　　甘地所在的英属印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自传里面虽然对这一部分描述不多，但是从三等车厢的混乱、朝拜场面的拥挤和不堪、以及各党派各种族各阶层的权利斗争，都在自传中或多或少的流露了出来。这似乎比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还要来得直接一些。

　　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是和政治权利的分配有关，一方面也是和群众的思维有关。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既是一种政治上的斗争策略，也是一种对公民权利的示范教育。人们应该如何关注自己的权利，应该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非暴力抵抗提供了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这样一条道路，对今天的中国是有实际意义的。

* 甘地自传（内含年谱） http://www.my285.com/zj/wgmr/gdzz/index.html

　　原来我介绍过一个电影叫做《记忆碎片》，非常的好，我现在正准备找回来复习，正好VeryCD上面有高清的版本可以下载。这个故事讲一个只有15分钟记忆的人，怎么样去为自己复仇，无论构思还是剪辑都很有意思，但是很多细节我都不记得了。
　　《动物农场》里面有一群鸭子，他们想要学习动物农场的口号，比如“四肢腿好，两只腿坏”之类，但是他们终究只能学习到字母D，如果他们学习了后面的东西，前面的东西就忘记了。当然，其他的动物，大部分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总是搞不清楚自己所记住的口号，然后他们去检查墙上的口号的时候，总会发现自己记错了。
　　我现在很多时候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我脑壳里面那一块黑暗中的柔软的豆腐有一些问题，其实我原来就察觉到了，就是名词还有链接都永远在不断的消失。就像《谍影重重3》里面的记者Simons一样，我原来总是要问一个问题：“What’s is connecting the dots?”，最近已经退化了，我开始问：“What’s it?”，估计不久的将来，我会开始问“What?”。原来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精神上问题，近两年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物质上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我的那团豆腐真的秀逗了。我在半年里面被核磁辐射了两次，还做了其他若干种检查，除了告诉我“你有病”之外，医生们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唯一的进展是，我从我逐渐消逝的记忆中挖掘出我悠长从而未被注意到的病史，突然发现我有病其实已经很多年了。于是一生叹息，难怪自己一直活的那么想得开，还真是物质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可能我一辈子都做不成驴子、山羊、猫啥的，只能做一只鸭子了。
　　好消息是我比《记忆碎片》里面的那个哥们要幸运一点，俺的记忆还不至于短到15分钟。我决定就把《谍影重重》里面的伯恩当成自己的偶像，那个家伙连自己名字都忘了，不一样很牛逼吗？

http://www.appinn.com/gridmove/

Windows下面的窗口控制软件，预设了很多种模式，比如左右对半，或者左边66%，右边上下两个小窗口之类。选择模式之后，只需要拖动窗口，就会自动套入相对应的大小，让窗口充分的占据屏幕面积。

http://code.google.com/p/shiftit/

ShiftIt是一个用键盘控制为主的软件，可以用快捷键控制窗口跑到左半边、右半边。比较简单，开源软件。

http://www.mizage.com/divvy/

Divvy稍微复杂一点，他给出了一个6×6的沙盘，你在沙盘里面选择程序要占据的屏幕面积，程序就会被放置到相应的面积里面。比较灵活，如果觉得每次都划几下比较麻烦的话，可以直接设定快捷键。

http://alternativeto.net/desktop/divvy/about

Alternativeto.net是一个网站，可以为软件找到替代品，好处就是他是跨平台的。像我这样需要为一个Windows下的小软件找到Mac下面的替代品，这个网站是一个有趣的帮手。

　　很长的一篇文章（如果被禁，请Google之），讲国家电网的扩张、垄断和对国家的控制力。因为这篇文章，厦门《商业周刊》被有关部门责令停刊一个月。另外，造成《商业周刊》上一次停刊的文章《争议戴相龙─前行长天津新政》，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到。现在回头去读，天津房地产从2003年起飞，绝不是没有原因的，相见恨晚。若信《国网帝国》，全国性大停电或指日可待。网络上自然有五毛活动，自在人心。

　　文章后面的评论文章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政府管理体制中，忽视了政府能力的建设。将国企能力的建设和政府能力的建设混淆一谈，最后只能政府能力的低下、国企能力的畸形膨胀。一个政府，什么东西都不会自己判断，只能交给下面的咨询机构、专业公司去判断，那么这个政府做出的决策，也就不是自己决策，而是下面的机构和公司的决策。这是很危险的。

　　0.0.0.0这一条代表默认网关，可以看到开启无线，插上网卡之后，系统里面就有两个默认网关了；Metirc可以理解为这个网关的优先级，数字越小越好。所以通常在插上网线之后，网线所连接的网络优先级要高于无线网络的优先级，也就是说无线网络被晾在了一边。
　　要改变这个情况，可以采取两个方式，一个是调整优先级。用route change命令：

　　最后那个if表示Interface，就是上面那个Interface List里面对应的数字，这样，无线网卡就优先了。或者还有一个方法，一劳永逸的删除网卡的默认网关：

　　比较推荐这样做，因为这样子就解决了Windows讨厌的两个网关的问题。
　　然后，如果我要访问特定的内部网络，怎么办呢？可以指定特殊的网段使用网卡：

　　这个表示192.168开头的网络都地址都通过网卡网络来走。这样就做到了普通访问走无线网络，私有网络走网卡了。说起来其实蛮简单的。

　　另外，Windows Server里面有一个蛮奇怪的东西，叫做Dead Gateway Detection（XP应该也有，因为这个是RFC中的一个东西），如果一个机器上有两个默认网关，在其中一个出现若干次数据连接失败之后，系统会自动切换到另外一个默认网关，并且是不考虑网关优先级的。最讨厌的是，他切换过去之后，不会自动切换回来。所以如果想要Server在内网/外网双网卡下稳定的工作，最好删掉次要的默认网关；除非两个网关都是外网，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备份。

　　先看一段小小的视频，当然重点不在内容上。Marcus du Sautoy 在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玩了一个小小的游戏，让大家猜一个对称体的对称数，最接近的人有一个奖励：就是用自己的名字为一个还没有命名的对称公式命名。“人们总是喜欢用自己的名字去给东西命名，比如给月亮上面的环形山，或者新的物种。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机会。”
　　最近重读了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灰牢”、“小黑屋”、“学习班”，考究一个社会现象往往是从考察一个名字开始。有官方的名字，有民间的名字，还有很多情况下，无法用任何一个现有名字去表述一种现象时候，就需要拟一个新的名字，将这种现象对应在这个名字旗下，这样讨论才有可能继续下去。这种事情在日本的社会学者里面发扬的特别充分，三浦展的《下流社会》，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都是以一个新的名字出发，开始对一种社会现象的讨论。香港的汤祯兆先生，在推出《整形日本》之后，干脆以《命名日本》为名，来一个词一个词的探讨日本现代社会现象。好的名字是让人过目不忘的。 “犀利哥”，为什么网友会给一个流浪汉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他犀利的眼神吗？
　　名字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写学术文章，开篇都需要把自己研究的东西解释一下，怎么个来龙去脉。然后从一个名字出发，牵连出一连串的名字和定义，一棵知识的树就长成了。《书趣》里面有一篇叫《长字之乐》，讲的是作者家的孩子，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长的单词一个一个的吃下去”。我想，这样氛围的家庭，才是一个学问家成长的最好场所吧。
　　常人最经常面对的，可能是记忆人的名字。比尔·克林顿被称能记住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的名字，我想那是一种天分。普通人只能借助一点名字记忆法，或者辅助的手段，比如说画个图，把到场的人都写下来；或者用FACE记忆法，focus（集中注意力），ask（询问），comment（注解），employment（应用），可能会有一些帮助。联想记忆才是王道。
　　如果世界是一条河流，你怎么给其中的每一滴水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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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段时间网络上热闹过一阵子，现在似乎又平静一点了。但是随着传说中的最后期限的临近，整个群体肯定还会受到跟多的关注。

　　代课教师是一个群体的称谓。一般认为，文革之后由于教育事业受到很大影响，为了支撑学校，采取了民办教师的形式。后来1985年教育部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一刀切的进行民转公。在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正式公立编制的在职教师被称为“代课教师”。
　　有很多地方称代课教师是由于政府预算、环境艰苦等问题造成的，“但不少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但是在北京、广东等发达省份依旧存在代课教师——深圳据说有上万人，这些老师很多都是在内地非常好的教师，受到特区待遇的吸引来到深圳，最后没有能够取得正式编制，只能一直以代课身份从事教育。所以预算的问题在偏远省份可能是一个问题，但在很多地方，只是一个编制不足的问题。相对于一定的经济发达程度，每万人需要多少个小学教师、多少个中学教师，应该是有一个确定范围的事情，为什么在很多地方这个数字永远达不到？
　　换一个角度，在很多机关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借调”，从下级部门借来一个人，干的是机关的事情，拿的确是下级部门的工资。那么这个人不也是一种“代课”吗？机关由于种种原因，也经常会招聘一些临时工，这些临时工怀着有一天能优先转正的梦想，一天又一天任劳任怨的干下去，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被辞退，和“代课教师”有什么分别？
　　“代课”一事，从制度上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一种无情的剥削。如果不能监督、限制、打破这个强势的群体，则每个人都有被“代课”的可能。

MV原版：

Kuso版：

评：女主角太有喜气了，表演到位！用光、摄像机都很到位。用投影仪代替灯墙很有创意。用自动笔代替铅笔比较失败。假发太脏，粉底太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