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一家书店，和逛几百家书店有什么不同？答案：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逛一家书店的时候，你是在寻找一种价值；你在逛几百家书店的时候，你也是在寻找同样的价值。这种价值对你来说是稳定的，不轻易改变的，只是你在一家书店里往往并不会如此强烈的感觉到。而当你一次面对好几百家书店的时候，“价值”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价值”能提供一种选择的框架，让你在混乱的世界里面，迅速的锁定自己的同类。
这个世界是不断重构的，它在标点符号之间、在语句段落之间、在纸片篇章之间、在书籍本册之间、在书架房梁之间、最终在一家又一家的书店之间，体现出这个世界的混乱和秩序；有时候你会在一句话中找到的精神，会重复出现在一本书上，或者，运气好一点话，会重复出现在一个书店里，以至于重复出现在一代人、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但是这样的线索往往是隐秘的，一方面你可能不清楚自己的价值，另外一方面，一个书店或者一个国家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又或者他们的价值是错乱的、混搭的，让你不知不觉就看花了眼。
这个周六去北京的地坛，逛了一圈书市。地坛的书市每年春秋各一次，规模非常大。我们吃过早饭兼午饭，十点多进去，一口气逛到下午四点，也就勉强在每个书店门口看了一眼。各类书商云集：杂志、畅销书、盗版畅销书、设计艺术类书、旧书（包括从图书馆流散出来的）、大书（礼品书），各有各的天地。我买了几本《中国国家地理》特辑，两本《世界艺术大师》，几本逻辑学，几本毛泽东选集，还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典籍，但是买完之后并不十分的满意。有趣的是，我淘到一张可能是沈尹默先生写的“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大概有一个平尺多，才10元，简直是缘分。畅销书、盗版畅销书、杂志、艺术书、大书的摊子我不怎么逛，只有旧书的摊子会花比较多的时间，但是旧书摊子里面，有魂的太少，大部分都是散乱的一塌糊涂。所以几百个书摊里面，大概有十几个对我来说是可以认真逛一逛的。不过我去的太晚，10天的书市，可能前几天会有更好的东西？
明年春天争取早点去。
PS. 上周末生病了，没有写博客。病痛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也在缓慢而坚定的改变我的价值。只能去习惯。
这本书的原题是 “The Dead Beat: lost souls, lucky stiffs, and the perverse pleasures of obituaries”，直译过来可能是“死亡专线：逝去的灵魂，幸福的作者，以及如何在讣告中寻找乐子。中文译本的题目《死也要上报：讣闻里的黑色幽默》或者是《先上讣告 后上天堂》（以下简称《先》），都是重点突出了最后这个找乐子的劲头。
“我常常遇到别的讣告读者。咖啡店里，从他们肩头溜一眼，一番对话就此开始。‘喜欢讣告？’‘喜欢极了，好些年了，天天读。’两眼精光四射的，这是狂热份子；眼神肃穆的，这是我们‘讣教’的有德之士。其中有些人连身故告示都不放过，就是那种小广告式的文字，短短两三行，死者家人出钱，殡葬业者代笔；天天追读这个的，那是骨干中坚。……”（《先》p9-10）
从1986年英国《独立报》插图式讣告开始，为讣告文体引入了新的血液，引起英国传统几大报刊的讣告改革；再到九一一事件之后《纽约时报》多达两千篇的平民速写式讣告，讣告不再是名人们的特权，而成为作为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生活状态的速写，成为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记录工具。正是这样的锐意变革，不断推陈出新，再加上Usenet/Google等各种网络工具和论坛的发展，“杰出讣告作者国际大会”的召开，终于造就了一代讣告作者和读者群体。《先》可以称之为这一代讣告发展的完整记录，网上称《先》为讣迷的圣经是不为过的。
英文里面的 Obituary 解释为 n, a notice of a person’s death usu. with a short biographical account，与中文的解释“讣告（fù gào）：讣告也叫讣文，是人死后报丧的凶讯”，一看就有明显的差别，中文的解释里面，少了biographical account（传记性的报告），只是一种通知而已。中国人熟悉的讣告，除了贴在小区/工厂大门上的白纸黑字治丧委员会通告之外，就属CCTV新闻联播偶然里面出现的，“党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每当播音员以低沉的声音说出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某个人又逝去了。这样一个人的价值，是浓缩在一串定语里面，多一个、少一个，至关重要。而讣告后半段的生平，更多是一种年谱的浓缩——此类文体，可以参看中共新闻网。即便是最时尚的时尚网，在悼念吴泓同志的时候（传单写的很帅，“为时尚早”），也没有脱俗，重点还是某某来看过了，某某敬献了花圈，某某写了悼念文章，唯独缺一篇好的讣告。
而在西方，讣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体，在报业发展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根据《联合早报》的文章，“多项调查显示，美国的读者与新闻专业人员认为，一份报纸最重要的部分第一是地方新闻，第二是讣闻，重要性还在副刊和评论版之上。在英美的报纸中，讣闻报道一般都占据一到三个版面。 ”“讣闻写作(Obituary writing)又称死亡专线(Dead beat)，不仅报丧，还对死者生平及其功过作出总结和评述，属于新闻范畴”，因此，报社往往会排出最好的作者来写这一部分的文章，也会让很多的新人到这个部门去练手，学习快速而简练的写作。因此西方的读者比较幸运，能读到很多高质量的讣告，《先》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对各类讣告的总结和摘抄。
在国内，报纸期刊我看到的不多。唯一觉得还有一点意思的，是《财经》的“逝者”专栏，我猜可能是学《经济学人》。每一期的最后一页，会有一整篇Obituary，中间配上一张不太大的逝者照片，文章往往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是和逝者有过交往的人撰写，内容详尽，感情充沛，读来回味无穷。然而这样的专栏毕竟是少数，报纸，比如天津的《今晚报》什么的，似乎并没有这样的问题，还是以亲友出钱刊登的豆腐块讣告为主。
撰写讣告对于专栏记者来说，一种高强度的挑战。报纸的截稿期往往只有几个小时或者一两天，稍微好一点的，也就是一周。在这个期限里面，你要阅读逝者一生所有的资料（往往非常非常多，对于名人），趁着悲伤的劲头还没有过去，逝者的亲朋好友还蒙着的时候进行采访，抓住这个人一生中的闪光点（对于平民），有时候还要请相关的专家代笔（往往不能找到合适的），然后在整理成一篇浓缩的、能够真正反映逝者的讣告。干这个活简直就像在吸毒。
而阅读讣告，沉迷其中，成为“讣教”的一员，可以是因为关心逝者，可以是因为涉猎广泛，也可以是因为讣告带来的阅读快感。只是国内的讣告现状，能否真的形成真正的讣迷群体呢？只能寄希望我们也能来一场讣告改革了，希望《财经》只是个开始。
单位过节发了一些消费卡，超市的；还有月饼券，也是应时的；可能企业里面也会有发这些。单位发这些是福利，或者是各种隐性利益的套现；企业发这些，一方面是福利，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避税，所以都是有动力的。只是发到个人手里面，如果要套现，则还要费一番周折。月饼券是好利来的，大头在网上7折给卖掉了。据说好利来门口的黄牛今年都是7折卖的，网上卖了7折是运气好，大多是6折成交。好利来的月饼券也有点通货膨胀，去年都是8折，今年却卖7折。消费卡的流动性稍微高一点，大概可以在9折以上卖掉。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黑市”，人们把自己手上可以拿到的流动性差的东西拿出来，交换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原来是工人卖出自己从单位拿出来的废铁，或者是电话工用上班的时间给人修电话。人在一个有限的条件下追逐自己更想得到的利益，并通过各种手段打破已有的利益的疆界，网络使得这件事情变得十分容易了。
回到超市卡的事情上面来。我暂时还没有把超市卡卖掉，于是就拿着去了一趟我已经一两年都没有去过的大型超市，拉了一大堆零食回来。因为超市里面没有什么我需要的东西，所以除了到小超市买点面包什么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大型超市采购过了，但是超市卡逼迫着我一定要进到超市里面去。我把看见的新鲜零食都抓了一件，总算把价格控制的刚刚好，但是拉回来的零食还是让我有一些发愁——吃了它们可能会让我发胖，或者会让我对其中某种新品种食品产生依赖。我在一个流动性有限的情境下，选择了一种然自己不太舒服的方式来消费。发表言论是自由，获得信息是自由，选择工作是自由，流动性，也是一种自由。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超市卡这种形式，则是消费促进的一个好的方式。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的消费自由收到了限制的时候，他会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作出尽可能大的选择。比如说我拿到一张超市卡，我会选择到超市里面去尽可能的花光。这个时候即使超市里面没有我想要的东西，我也会抓起任何一个我觉得有趣的东西扔到小推车里面，我不会觉得有花钱的痛苦，反而，这种情境有一点像在逃离一种限制——当我把卡上的钱终于花光的时候，我就逃离了这张卡的限制。逃离的快感甚至高于花钱的痛苦。
这是一种消费的情境，商家当然喜欢尽可能多的创造这样一种情境——让你手上的钱就像烫手的山芋一样，恨不能马上就花掉。当国家处于高度通货膨胀的时候，钱每天都在贬值，于是人们会选择尽快的消费。消费卡也是类似的，你拿到手的时候这个带有限制的卡片上的金额已经贬值了，并且它还会有一个有效期，就像秒表一样咔嚓咔嚓的作响……
那种咔嚓咔嚓，就像是一个消费的幽灵在人的心中歌唱。
PS. 写完发现有点跑题，不过我很喜欢这个题目，还是留着吧。
Thursday, October 1, 2009
PRC 60岁了，庆祝活动非常隆重。
99年的阅兵仪式我也看过，唯一的印象，是江core在车上说的那句“同志们好”和“同志们辛苦了”，和今年胡core的语言隔空呼应——现实中他们一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CCTV还是一贯的拍摄视角，很多的镜头给了leader们，给人民的近景很少，且不说拍摄和切换水平的问题。
今天在家里读一本《文明的冲突》。现代化和西方化，两者都选择，或者只选择前者，或者只选择后者（向南非那样），都是一种可能的道路。西方化是一种非常精英化的价值，也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指的是每年聚集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那些精英们所持有的“普世文明”的世界观。一个国家的精英们如果很强烈的持有这种文化，有可能造成精英群体和民众群体的脱离和紧张。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走了一条全面现代化而有保留的西方化的文明，和一百年前提出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遥相呼应。这是一条谨慎而有效的道路，中国的未来只能在继续现代化的背景下，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继续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寻求发展的道路，过分强调西方价值和墨守陈规，都是不可取的。
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的社会，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在未来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能够变得更加的平均化吗？我并不乐观。虽然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带来了西方消费习惯的改变、出口的下降，倒逼中国更加重视国内消费，采用更多手段来推动民众消费，包括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提供更平均的二次分配，这些工作必然造成财富分配的一定程度的平均化，使得民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平均化从来就不是发展的一个必然方案，反而是不平均的财富分配，会带来资本的积累和再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力的推手。强势的政府尤其是依旧有着巨大的发展冲动的地方政府正在继续加强自己对于资源的控制能力，经济危机中各地政府对于投资项目的热衷就是热衷例证。未来的若干年里面，有限的平均化可能是最终结果。
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老，由于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在刚刚迈入富裕的门槛，就面临着巨大的老龄人口的压力。老龄人更多的是一个消费的群体而不是一个生产的群体，创造力也要低于年轻人。但前两天看到一个有趣的论点：中国虽然老龄化严重，但是由于目前的人口配置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人为构筑的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界限一旦打破，人力的重新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
未来就在我们的手上，所有的理想都需要靠我们双手去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