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p: 流浪的天空

　　Curitiba的快速公交系统是最近在MING上读到的，作为一个环保人士还真是后知后觉。

　　Curitiba是巴西Parana州的首府，面积432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在2000年是158万，如果包括大城区，是272万人。

　　Curitiba在1943年请一个法国的设计师为自己做过城市设计，但是法国人走的是发展小机动车、大规模搞基础建设的那一套，后来发现政府财政上很难负担。之后由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Curitiba在1965年重新制定了一套规划，后来被称为Master Plan，在规划上，使得城市在道路沿线集中发展，这样在商业密度、道路效能方面都比较有益。这一套规划的规划师Jaime Lerner后来成为了Curitiba的市长，在任超过15年。为了持续推动城市规划，不被后来的政治家打乱，他建立了IPPUC（Curitiba城市规划研究院），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和实践运营的复合机构。这个机构相对独立，一方面根据城市的发展制定和改进规划，一方面推出实验运营方案测试规划效果，在公众的信任下，使得很多的好的方案能够快速的进入实践。

　　快速公交系统现在一般被称为BRT（Bus Rapid Transit），一般是指采用双车厢或者三车厢的大型公交车、采用专用道路或优先路权、快速上落客装置等设施组成的一套公众交通系统。去年MING上面还介绍厦门也采用了这样一套系统，但是厦门采用建设高架桥的方式来解决专用路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厦门整个城市的天际线和人文氛围。

　　Curitiba这套快速公交系统从1974年开始实施，后来经过好几代的进化。一开始的BUS一次能乘坐100人，1992才改进为两节的车厢，一次可以乘坐270人；一开始只有沿着城市南北轴向的一条线路，后来再有其他线路和城市环线；一开始是按照里程收费的，到了80年代线路增加之后开始整合为一个整体系统，建立单一票制，用短途票价补贴长途票价，因为住的比较远的往往是收入更低的人；一开始是作为公营性质存在，80年代随着单一票价实施开始引入私营企业，按照运营里程结算，事实证明整个系统是可以自负盈亏的；90年代开始引入类似地铁站台系统的进站系统，建立封闭的站台，进站时就付费，提高了上下车的速度。类似这样的改进可能还有许多。

　　BRT可以看作一个公共交通系统的廉价实现。有一组数据显示，建造这样一个系统，每公里的造价是300万美元，而一个有轨电车系统是800万到1200万美元，地铁系统的造价更是高达每公里5000万到1亿美元。

　　国内倒是有不少城市学习这样一套系统，但是能够做到位的很少。天津2004年前后做过一次，现在滨海新区又在弄，我却不知道哪一条线路是真的BRT。北京从2004年开始也引入了这样的系统，但是由于没有专用路权，也没有配合快速公交的红绿灯配合，快速公交和普通的车辆一样都被堵在路上，系统的效能完全发挥不出来。在高峰时为公众交通（可以衍生到普通公车及班车）建立专用路权的线路，是改善城市交通的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

　　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公交系统建设，很多是运动式的，比如天津滨海新区的公交系统，由于行政区域合并，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相互独立的区域被很多新的公交线路连接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官方媒体和群众也做了很多参与。希望公众和政府在后期能够持续的去改进这样一套系统，使其能发挥更大的效益。

参考：
* APEIS 关于 Curitiba 的案例学习
* IPPUC 官方站点关于公众交通发展的简介

（图片来自商务印书馆《甘地自传》）

　　大约两年以前我读过一篇关于甘地如何从事禁欲活动的文章，后来下载了《甘地自传》来读，第一次可能读了一半多，但是基本上没有印象了，大致记得甘地年轻的时候去国大党大会帮忙，看见国大党的代表们都随地大小便。最近开始重读。

　　甘地的家庭背景是很不错的，有一个大家庭，父亲原来是一个邦的邦主，虽然去世比较早（63岁），但也伴随甘地到了16岁。甘地是童婚，结婚的时间非常早。他的妻子并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是一个传统型的伴侣。甘地一直后悔没能够在教育妻子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甘地年轻的时候并不顺利。中学没能完成学业，辍学去了英国学法律。后来回国开展律师业务，又因为对法律不熟悉、没有胆量在公众面前发言而无法顺利开展业务。无法在公众面前发言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后来才逐渐的解决。

　　甘地身上可能有他们政治世家的基因，对于公众事务非常的热心，在与人交往方面总是得心应手（尤其是在不同种族之间的沟通），在学习语言方面有一定的天赋。他到达南非后，一面处理律师业务，一面开始收集和整理南非印度侨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开始利用自己的律师专业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权利。但是更多的还是从事一些公众工作，很多企业请他作为咨询律师，只是为了付给他维持生活的费用。甘地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影响力，一直到后来影响了整个印度的发展轨迹。

　　甘地是一个宗教人士，在个人信仰上是非常执着和敏感的。他很早就成为了素食者，后来发展到只吃水果和干果，并未经常的进行绝食，以至于后来绝食成为他的一个政治斗争的手段。他在饮食上做过很多的实验，比如他坚持不喝牛奶，到后来发展到不吃盐。他不亲近医药，主张土法治疗，并坚持这样对自己和家人进行治疗，有个儿子发烧40天也没有放弃。他这些尝试，很多是从自己信仰和精神的角度出发的，并不一定有任何理论的依据（比如不吃盐，他认为盐只是调味料，不是身体的必需品），但是他不断的开展实验，去找到能够使自己身体更健康、精神更坚韧的方法。

　　甘地确实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他在火车上读了一本朋友给他的书《给那后来的》，下车之后就决定尊重劳动，回归自然，于是很快就在附件买了一块农场，忽悠跟着自己的年轻人全部搬到农场去，开始手工劳动。倒是他自己，因为律师的业务回到城市，并不经常在农场里面生活。他所关注的东西，他总是经过反复的思考，“彻夜不眠”，然后就成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全力的去推动他人行动。他也确实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

　　甘地所在的英属印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自传里面虽然对这一部分描述不多，但是从三等车厢的混乱、朝拜场面的拥挤和不堪、以及各党派各种族各阶层的权利斗争，都在自传中或多或少的流露了出来。这似乎比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还要来得直接一些。

　　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是和政治权利的分配有关，一方面也是和群众的思维有关。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既是一种政治上的斗争策略，也是一种对公民权利的示范教育。人们应该如何关注自己的权利，应该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非暴力抵抗提供了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这样一条道路，对今天的中国是有实际意义的。

* 甘地自传（内含年谱） http://www.my285.com/zj/wgmr/gdzz/index.html

爱这个世界，爱每一个人。

　　富士康最近在密集的进行北迁。Caii在深圳那边提到的消息，富士康深圳工厂很有可能搬空，20万人啊。我最近也接触到一些富士康的员工，一个个神情憔悴、行色匆匆。有一个人说话速度非常的快，似乎和这个企业的风格很吻合，但是很多人都显得疲惫。以上是小道消息。
　　前一段时间说到富士康，都是说跳楼的事情，是11跳还是12跳我都忘记了。从郭台铭宣布加薪开始，这种消息戛然而止。同人于野写了篇博客讨论这个事情，说法国电信35万人跳了26个，富士康40万人，这个数量并不多。在媒体和信息的包围下，人是有从众心理的，会发生这样的群体事件。打破的方式就是尽量减少传播的链条，减少报道和心理安施是一种，加薪可能也是一种。我们的媒体没有挖掘跳楼的细节，算是一种失职，也算是一种尽职。
　　跑题了，今天读了几篇报道，对北迁有一个新的认识。富士康北迁并不是跳楼之后才临时想到的事情，说是郭台铭因为伤心了决定放弃深圳这个发家之地，比较牵强。实际上富士康在过去的几年已经在全国各地布局了十几个制造基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内陆都有。其中很多厂子都是为了靠近所服务的品牌主工厂，作为一个代工企业，这样的选择是合理的。除了靠近主品牌，还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深圳发展空间比较有限，最近广东一直在谈“腾笼换鸟”，富士康这种代工企业本来就是要换走的一批，况且深圳土地有限，虽然最近把关外并入了关内，但并不能解决太多的问题；二是产业工人的长期远距离流动带来很多的问题，北迁到河南河北这样的内陆城市，靠近人口密集区域，对于用工成本控制和一些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有帮助的；三是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内销在富士康代工产品中的比重逐渐的增大，在这个情况下，内陆设厂比在深圳设厂更靠近消费区，能够帮助降低成本。而且，富士康并不是完全搬离深圳，为苹果代工的以出口为主的生产线，据报道都会留在深圳，国内总部应该也还会在深圳。
　　虽然是一个正常的产业转移，但对各个地区的影响还是很难估量的。多少个城市像富士康抛出了绣球，提供了优惠政策？深圳这个1500万人的城市，又怎么面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撤离？

　　原来我介绍过一个电影叫做《记忆碎片》，非常的好，我现在正准备找回来复习，正好VeryCD上面有高清的版本可以下载。这个故事讲一个只有15分钟记忆的人，怎么样去为自己复仇，无论构思还是剪辑都很有意思，但是很多细节我都不记得了。
　　《动物农场》里面有一群鸭子，他们想要学习动物农场的口号，比如“四肢腿好，两只腿坏”之类，但是他们终究只能学习到字母D，如果他们学习了后面的东西，前面的东西就忘记了。当然，其他的动物，大部分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总是搞不清楚自己所记住的口号，然后他们去检查墙上的口号的时候，总会发现自己记错了。
　　我现在很多时候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我脑壳里面那一块黑暗中的柔软的豆腐有一些问题，其实我原来就察觉到了，就是名词还有链接都永远在不断的消失。就像《谍影重重3》里面的记者Simons一样，我原来总是要问一个问题：“What’s is connecting the dots?”，最近已经退化了，我开始问：“What’s it?”，估计不久的将来，我会开始问“What?”。原来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精神上问题，近两年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物质上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我的那团豆腐真的秀逗了。我在半年里面被核磁辐射了两次，还做了其他若干种检查，除了告诉我“你有病”之外，医生们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唯一的进展是，我从我逐渐消逝的记忆中挖掘出我悠长从而未被注意到的病史，突然发现我有病其实已经很多年了。于是一生叹息，难怪自己一直活的那么想得开，还真是物质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可能我一辈子都做不成驴子、山羊、猫啥的，只能做一只鸭子了。
　　好消息是我比《记忆碎片》里面的那个哥们要幸运一点，俺的记忆还不至于短到15分钟。我决定就把《谍影重重》里面的伯恩当成自己的偶像，那个家伙连自己名字都忘了，不一样很牛逼吗？